当前位置:首页 >> 海右副刊 2019.09.11 星期三

传奇张爱玲



  

□新时报记者 江丹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在洛杉矶的寓所中逝世。此后的这24年里,她的家世,她的爱情,她的小说,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社交网络上,所谓的“张爱玲语录”也比比皆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张爱玲,都无法否认她传奇一般的存在。

世俗且实际的女主人公
  “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虽然她小时候并不知道。”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其著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写道。
  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皆是晚清重臣,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似乎从未向女儿详述过家族昔日的荣光和失意。十几岁时,张爱玲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方才得知这两个大家族之间的渊源。对那个时候的张爱玲而言,家族的过往犹如传说,在她眼里,父亲似乎只会读《红楼梦》和抽鸦片,母亲则愤而出走欧洲,然后又回来。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算计,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许子东写道。
  许子东认为,张爱玲小说有4个最基本的原型:她自己,父亲,母亲,还有胡兰成,而且她笔下的爱情故事基本都是悲剧。在一写到爱情就极尽浪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却世俗且实际。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许子东看来,《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这段独白,具有文学史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了爱情;有的女性超越了男性,有的女性和男性分开,但她们都是玉洁冰清的,都是相信爱情的。”
  这像是我们今天诸多普通读者追捧张爱玲的一种反讽,要知道,很多人喜欢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是因为喜欢其中写尽了为神圣爱情的奋不顾身,那些流行于社交网络的“张爱玲语录”更是被视为爱情圣典。
  实际上,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是这样的,她们想的是“饭票”这样现实的问题。

既不“弑父”,也不“恋母”
  “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张爱玲回忆父亲的家。在父亲家里,一切都是古旧的,而在母亲家里,生活则是新式的、西化的,穿现代的裙子和鞋子,弹钢琴,吃西餐。
  但跟着母亲的日子也并不舒心。张爱玲开始考虑有关金钱的问题,而经济上的窘迫也让母女二人时常发生摩擦,更让张爱玲感到压抑的是,她在母亲眼里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女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陈鹉的博士论文《张爱玲后期小说创作研究(19461995)》中介绍,张爱玲是一个在某些事情上有些“笨拙”的孩子,她不会削水果,也害怕见客人,在一间房住了两年,竟不知道电铃在哪里。
  “母亲显然对这样的女儿感到失望。她教女儿煮饭、洗衣,改善走路的姿势,怎样微笑和看人脸色,甚至教女儿照镜子研究面目表情。这对于一直没有母亲照顾和教育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论文中写道。张爱玲一度自责,且要压制对母亲的不满,“觉得自己像是被裁判着的充满惶恐的孩子,在自夸和自鄙之间挣扎着,一直在张爱玲心目中是光明美好的母亲的家,变成‘不复柔和的了’”。
  张爱玲曾在《私语》一文中写道,她曾把世界“强行”分成对立的两半,而属于父亲那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可事实上,属于母亲那一边的也未必就是好的。“‘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许子东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母亲”的角色往往刻薄,缺少慈爱的那一面。在一些回忆文章里提到母亲时,也不乏“恨”的情绪。而对父亲,“反而批评中含着深情”。
  显然,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有人说这是恋父情结,许子东不同意。“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在彼时的“五四”作家作品里,父亲往往象征着一个需要割裂的旧时代,而母亲则意味着人世间的温情大爱。可张爱玲既不“弑父”,也不“恋母”。
  “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许子东写道。

短暂的创作黄金期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作家杨绛在谈及张爱玲时曾如是说道。她认为,张爱玲被过于美化了。
  但在许子东看来,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属一类,“她的风格,讲都市感性,找现代主义,重女性感官,追传统文笔”。
  据《张爱玲后期小说创作研究(19461995)》,1943年,张爱玲带着自己的两部作品《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去拜访著名作家、杂志主编周瘦鹃时,大获赞赏。周瘦鹃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有英国作家毛姆的现代风格,还有《红楼梦》的传统味道。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正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去伦敦大学和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不得已返回正处于沦陷期的上海。加之与母亲失联,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通过周瘦鹃,张爱玲打通了刊发渠道,踏入文坛,“名声大噪,成为上海最红的作家”。《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依然让读者念念不忘的小说,皆是创作于这个时期。
  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评论家柯灵曾说:“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许子东也认为:“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时期,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概二十四五岁。”
  我们阅读的那么多张爱玲的经典爱情小说,都是在这一两年期间完成的。对于一个有着漫长一生的作家而言,迅速地登上巅峰,又迅速地走下巅峰,其中意味,或许只有自己知道。后来远赴美国的张爱玲,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陷入了创作的困境。1957年,她的新作《粉泪》遭遇退稿,在美国人眼里,“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可怕令人厌恶”。张爱玲则表示,“对于那些对东方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们所欣赏和向往的恰恰是她最想拆穿和揭露的”。
  无论我们有多么喜欢张爱玲,我们都无法否定这位作家人生里那些漫长的失意,更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这些失意再也没有造就出更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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