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海右副刊 2019.04.03 星期三

绚烂樱花,不止于美




  

本版照片均由新时报记者黄中明 摄
□新时报记者
江丹
  树上花团锦簇,树下游人如织。樱花大概是春天最美的风景之一,开遍公园景区、大街小巷。但前不久发生在武汉大学的“和服赏樱”事件,让不少人对樱花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欣赏樱花还需带着对历史的尊重。

武大樱花有历史
  今年春天,济南解放东路的数百株樱花树开启了它们的第一次绽放,“樱花大道”初具雏形。可以想象,几年之后,这些樱花树扎根生长,如期盛开,届时“花海”一片,成为济南的一道新景观。
  樱花的美早已声名远扬。在中国,最著名的赏樱地点大概是武汉大学。“樱花”和“武汉大学”是每年春天新闻中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在樱花盛开的那半个月里,武汉大学几乎成为一个景区,游人需预约获得每日进校的限定名额。不乏外地游客不远千里,只为一睹这里的樱花盛景。
  今年武汉大学的樱花绽放如常,发生在前不久的“和服赏樱”风波却闹得沸沸扬扬。据相关新闻报道,当日下午,身着类似和服的男子入校赏樱,遭到学校保卫人员的禁止,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很多人正是从这起风波中第一次知道,武汉大学的樱花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乐山,当时的青年教师汤商皓留守珞珈山校园。很多年后,他写了一篇名为《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其中提到了武汉大学的樱花源头。
  汤商皓回忆,当时的武汉大学被日军占领,“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几个月后,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到校园探访。接待他的是日军的一名文职武官高桥。高桥说,这里就像日本的箱根一样,都是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应该尽力加以保护,正好春光明媚,还缺点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他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樱花栽植的地点。汤商皓建议,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为中国人非常喜欢梅花,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梅花则是当时中国的国花。但是高桥却以“樱苗易得,梅种难求”为由,拒绝了汤商皓的建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军在武汉大学栽植的樱花被留存了下来。据相关资料,这些樱花大概不足30棵,大都在1950年代结束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如今武汉大学校园内的这千株樱花,皆栽植于后来,其中不乏中日友好纪念的礼赠。但由于武汉大学最初的樱花传统来自于一段特殊的历史,武汉大学一直有不允许中国人身穿和服赏樱的规定。

喜欢樱花还是梅花
  在历史上,日本人曾将樱花带到了他们一度占领的地方,也曾经将樱花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朋友。1990年代,日本曾发起在柏林墙废墟植樱花的募捐活动,将数千株樱花树赠给柏林与波茨坦。对日本人而言,樱花有着特殊的意义。世界上大概只有日本如此,一种花会如此深入一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
  在早先的日本农耕社会,樱花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膜拜的。樱花的花期,提示着人们耕种的时间,涉及来年的稻谷生产,与彼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花是“神花”,树是“神树”。
  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日本人更喜欢欣赏梅花。4月1日,日本公布了新天皇即将使用的新年号“令和”,便是出自一首歌咏梅花的诗歌:“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这首诗歌被收录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
  《万叶集》成书于公元8世纪,以文字形式记载了在那之前的日本诗歌作品,类似于中国的《诗经》。据学者统计,在《万叶集》中,共有166种植物被描写,其中樱花题材的诗作有41首,而梅花题材的诗作则有118首。这充分说明,当时被欣赏和歌咏的主要对象是梅花。而古代日本人对梅花的审美,实际上深受隔岸中国唐朝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喜欢梅花,懂得欣赏梅花,更像是日本贵族对大唐之风的追逐,用以加持自己的社会身份。
  《万叶集》之后的一百多年后,日本文学史上首部官方歌集《古今和歌集》问世。彼时唐风减弱,喜欢梅花似乎也不再是高雅的时尚。在《古今和歌集》中,赞美梅花的只有20首,而歌咏樱花的则有56首。樱花不再只是可以膜拜的图腾,终于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掌握知识控制权的贵族吟咏之,生活平常甚至穷困的普通人也有机会欣赏之。日本的气
  候和土壤,使得樱花树乡野遍地。
  樱花已经是日本的符号之一。日本文学有个概念叫做“樱花观”,《樱花的文学史》作者小川和佑如是解释:“男性通过樱花看到的是一种甘美的死;女性透过樱花看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愫。当这两种关于樱花的梦相互重叠合二为一之时,那就好比盛开的繁花一样的极具魅力的死便会陶醉每一个人。而这样的情景正是我们心底深处的潜在的最普遍的樱花观。”从樱花轰轰烈烈盛开的一生中,人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樱花的别样意义
  日本人对樱花的热爱之浓烈,有时会让人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认为樱花为日本独有,其他国家的樱花算是舶来品。其实不然,中国古人的诗作中也有关于樱花的记录,不同于日本的樱花观,而是有别样的情愫。
  白居易写“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李商隐写“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则是满满的惆怅哀伤。在中国,樱花的形象并未被固化,不同的心境下依然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无所谓“樱花观”。
  “樱花观”大概独属于日本,鲁迅、郭沫若、冰心等皆见识过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却未能入乡随俗,而是一直持有旁观者的清醒。
  鲁迅看到了樱花,也看到了樱花下的人。他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郭沫若对樱花的欣赏里少不了自己的洒脱和豪放,“我们(樱花)在日本真真是多得惊人,会使举国若狂前来花下酩酊。千树万树使得漫山遍野如云,迎风一片齐开,迎风万点飘零。”
  冰心也赞美过日本樱花,并为之加注了友谊的意义。“樱花开遍了蓬莱三岛,是日本人民自己的花,它永远给日本人民以春天的兴奋与鼓舞;一个是看花人的心理活动,做成了对于某些花卉的特别喜爱。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地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让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在散文《樱花赞》中,冰心写道。
  樱花只是樱花,它们默默地生长,绚烂地绽放,开遍公园景区和大街小巷,报告春天的讯息。可樱花又不只是樱花,时代和赏花人为之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当我们走在济南的樱花大道,或者五龙潭公园枝蔓伸展的樱花树下,樱花记录了我们豁然开朗的欣喜。而如果我们要进入武汉大学赏樱,也理应尊重那段有樱花参与的特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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