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口述历史 2014.01.02 星期四

萧国光: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口述人
萧国光,79岁,蒙古族,共产党员,相声、快板演员
萧国光(右)在晨光茶社演出
萧国光演出照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报记者江丹
  跟很多老曲艺工作者不一样,萧国光学习快板并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因为从小受熏陶喜欢,而是因为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所以他一定要认真完成。他的段子里,传统的大书老段子少,多是一些歌颂社会和时代正能量的新节目。前一阵子,老人有些忙,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对他们讲了不少曾经为毛主席演出的故事。如果了解他更多,就知道这位曲艺演员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演出也并非偶然。
  我们这十几个进来的人是按供给制,因为我们是参加革命来的
  原来我在青岛文工团,开始是通讯员,后来跳舞、扭秧歌、打腰鼓、演话剧。国家政策缩编文工团队,山东省14个文工团队整编。1952年10月,我从青岛调到济南来。郎咸芬是昌潍地区文工团的,他们来了8个人。这14个团队精简选拔,成立了山东省歌剧团、山东省话剧团,歌剧团后改成吕剧团。
  1955年4月,我们又从山东省吕剧团拉出12个人来,建立了济南市曲艺工作队,是济南市(文艺界)第一个国营团体,杨立德是队长,郭文秋是从山东省广播电台调过来的。这个曲艺工作队纯粹是白手起家,什么资源都没有,舞台上的东西都是从省吕剧团带的,连我们睡的床铺都是。
  曲艺工作队吸收了当地的一批艺人,这些艺人是按当时的收买政策,按工资来。他们是这样,我是演员,我跟你讲价钱,我去是100块钱,你要我就参加,不要就不参加。在那种情况下,好几个济南的名演员都不来,嫌工资低,筱秀英他们一个月是150元,我一个月才18块钱。我们这十几个人是按供给制,因为我们是参加革命来的。跟艺人打交道,和一块参加革命的(人)气氛不一样,中间始终有一道沟。他们是自由职业,爱怎么干怎么干,组织纪律都没有,来的都是角儿。
  头一天,吕剧团的同志们用车拉着送我们到人民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那儿有个俱乐部。到了俱乐部楼上,什么也没有,光一个大空屋。我们就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之后就找了剧场。这个剧场叫民艺剧场,在原来大观园国泰电影院里头。
  在那儿试演了半个多月,效果挺好。当时我们想邀请几位民间艺人来协助演出,他们都答应了,到开演的那天都不来了。那会儿他们还没进曲艺队,单干。这是那些艺人的手段,要钱。这样就指望我们这几个人,加上郭文秋,山东快书杨立德,山东东路琴书吕振中,还有杂技演员,我是唱快板、说相声。那天我们就这样演了,效果还很好。
  之后我们就去淄博下矿演出。很有意思,我们找的这些艺人,没有这样出过差,他们都到大城市,而且不带行李,都住旅馆。这是要自个儿背着行装下去,我们从革命队伍来的这十几个人就太累了,不但自个儿背着自个儿的行李,还得给他们弄。他们带的被子褥子都是高档的,他们连打行李都不会。我们给他们打行李,一个人背一个,还要再把他们的行李搭上。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锻炼,使他们真正地体会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我们就在矿井口上,矿工上来我们演出。再出差,他们就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生活问题了。
有一个节目,是赵丹亲自给我排练的
  济南曲艺工作队在济南市站住脚了,在曲艺界里头也成了尖子团队了,观众也认可我们。这个时期,凡是有政治任务,都是咱曲艺队担的,曲艺按照周总理指示要作为文艺尖兵。1957年正月初二,我们曲艺队4位演员,自带行李拥军去。在我们脑子里,过年是个任务重的时候,节假日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背着行李就到了现在的滨州市,那时叫惠民专区。我们是从济南买了火车票到张店,到淄博,又从淄博坐长途车到滨州去集合。慰问团总共有13个人,有部队首长,有惠民军分区司令员,有边防局的中校,驾驶员,警卫员,再加上一个放映机。表演的就我们4个人,演一个半小时。当初这个任务很艰巨,从正月初二到阴历三月我们才回来,因为战时部队布防太广,非常零散,每一个地据点顶多十个人,五六个人,我们就得去慰问。有的战士说三年没看过电影了。有的地区很荒凉,连水都招待不起,都是盐碱滩。
  1959年的1月1日,曲艺队改成了曲艺团。当时我和吴苹还在福建慰问演出,2月回来的时候这个团已经成立了。
  曲艺团鼎盛时期是1959年到1962年。1959年,我们整个团去上海商业演出5个月。最轰动是在 1962年,我们与上海的南方曲艺联合演出,南北交流,等于是打擂台。你北方的和我南方的,哪个受欢迎。这样又在上海5个月,我们去了17个人,给国家创收5万元。
  当时用赶场的办法,一晚上能演5个场地。怎么演呢,我在台上唱,我是第一个节目,你是第二个节目,我唱完我走了,我去下一个点儿了,你接着唱。打的包车,那时候是3毛钱一公里,都跟汽车公司联系好了,他们在剧场门口等着我们。我去下一个点开始唱了,相差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唱完了立刻追过去,我在台上注意到你了,你到台边了,我就开始收尾了,下来我又走了,这么着连续赶5场。
  名流们在上海经常来往,我有一个节目《真假胡彪》,是赵丹亲自给我排练的,他那时是中国最有名的腕儿,了不得。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是(曲艺团)最红的时间,说实在话实力比较强,有山东快书,有邓九如的琴书,郭文秋的坠子,筱秀英京韵大鼓,筱兰英的梅花大鼓,王凤九的单弦,吴苹跟我的相声,孙小林的相声,还有西河大鼓,形式也多,演员的力量也强。当初情况就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天津曲艺团,济南曲艺团,那时候在全国三足鼎立。
  至于我自个儿,纯粹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我是苦孩子出身,参加革命之后才干了这行。当时我学曲艺,就是省文化厅的陶钝跟我谈话,让我学学快板,配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他领着我找到王凤山。学习的时候吃苦,腮帮子咬破了,学快板不是说为了混口饭吃,这是任务,咱是参加革命来着,党交给我的任务要完成。
去哪儿也把工作做好,跟我一开始参加革命也有关系
  我唱快板,老段子少,新节目多,说新唱新。我能做到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我走到你的单位,你单位有什么模范人物介绍给我,编写完了,到晚上演出的时候能唱出来。最多的一次观众到了十万,在黄河大坝上。大跃进的时候,黄河截流合拢,我在主席台上用大喇叭唱,段子题目叫《腰斩黄河锁蛟龙》。
  文化大革命,我上济南化工厂改造去了,落差很大。在那儿当钳工,后来从钳工到了门卫,看大门,在那儿退休。我还算好的,到工厂之后工资没变。其他的曲艺一二队,不管你原来挣三百四百,进工厂就是45块钱,有的扫马路,拉地排车。我到化工厂,一去就让我抓宣传队,给他们排节目,始终没断演出,还得到了省化工厅的表彰,被评为省化工厅的先进工作者。
  我自个儿就想,我到这个单位了,我也要搞好工作,在化工厂我年年是先进生产者。去哪儿也把工作做好,跟我一开始参加革命也有关系。
  我看大门出过笑话。我七点钟在正门站岗,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找到厂里去了,说有个相声演员在你们门口站岗,这是1974年。厂长找我说,你别在正门了,到后门去。
  退休的时候,我的组织问题也解决了,保卫处搞了个宴会。刚下来之后,不好受,无所事事了。正好历下区文化馆在泉城广场搞消夏晚会,我天天晚上去演出,把我会的东西又翻出来,一个半月节目不重样。在工厂里不能天天搞这个,还得干活。
  我始终坚持反“三俗”,所以在我的节目当中,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有的演员到现在还拿着爸爸妈妈开玩笑,拿自个儿老婆开玩笑。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相声改革小组都已经把这些东西扫到垃圾堆了,现在还有人把它们从垃圾堆里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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