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厚娶之风

　　唐高宗朝的宰相许敬宗为得到大笔聘财，将一个女儿嫁给“蛮族”出身的左骁卫大将军冯盎之子，另一个女儿嫁给“皇家隶人”出身的监门将军钱九陇（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

　　当然，官宦之家嫁女，嫁妆肯定是丰厚的，比如大唐开国名臣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嫁许敬宗之子，陪嫁的金帛应该特别多，因为史载许敬宗结下这门亲事，“多得赂遗”（后晋·刘昫：《旧唐书·许敬宗传》）；中唐名将伊慎的小女儿嫁李敏求，随嫁资产二百四十贯；晚唐宰相杨收嫁女儿，“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宋·李昉：《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五）。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厚嫁并未成为那些声讨财婚现象的唐朝人的关注焦点，让时人感到愤怒的是被士族推高的聘财。

　　显庆四年（659），对厚娶之风忍无可忍的唐高宗终于下诏，限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三品以上官宦之家嫁女儿，所受聘财“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二百匹”，六七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官员嫁女，聘财“不得过五十匹”。而且，女家收下的聘财“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三）。唐前期，一匹绢约500文钱，晚唐绢价上涨，一匹绢约1000文钱。从晚唐士族嫁女动辄叫价一百万钱来看，显庆四年的官定聘财限额后来肯定被突破了。

　　至于陪嫁的财物应该是多少，朝廷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可见其时嫁资的问题即使存在，也并未严重到引起朝廷的注意。到唐玄宗朝，朝廷制定《开元令》，才规定了士庶婚嫁的嫁资之数，“减男聘财之半”。这一法律条文也说明，对生活在唐朝前期的人来说，嫁资之负担要轻于聘财之负担。

　　但中唐之后，嫁资逐渐取代聘财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婚姻财产问题。熟悉唐诗的朋友应该知道，唐朝中后期突然出现了许多首咏叹贫女难嫁的诗歌，代表作有杜甫的《负薪行》、白居易的《贫家女》和元稹的《代九九》等。其中白居易的《贫家女》写道：“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富家女儿嫁妆丰盛，刚满十六岁便嫁出去了；贫家女儿没有什么值钱的嫁妆，媒人都不敢上门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