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徐敏
宋词之美，不仅在字句，更在词人笔下的山河岁月、聚散离合。蒋捷的一首《虞美人·听雨》，寥寥数语，写尽一生漂泊、两宋兴衰，堪称“词中《红楼梦》”。
古典文学学者史双元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以《虞美人·听雨》为线索，串联起宋代词坛的璀璨篇章。从晏几道的风流多情，到苏轼的旷达豪迈；从李清照的乱世悲吟，到辛弃疾的壮志难酬；从柳永的市井缠绵，到秦观的婉约凄迷；从范仲淹的边塞苍凉，到贺铸的幽艳深婉……这本书将词人命运与时代跌宕交织，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兴亡结合，呈千载悲欢于笔端。
在欣赏宋词之外，这本书还呼应了一种宋式审美：旷达、柔韧、内敛、共情。史双元启发读者从宋词中获取精神力量，抚慰当代人的焦虑和心灵漂泊。
《虞美人·听雨》作为全宋词的审美坐标
记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本书的结构非常新颖，是以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为线索串联起来的。并且您对《虞美人·听雨》这首词的评价非常高，甚至称之为微型《红楼梦》。请谈谈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为何将《虞美人·听雨》视为一首“坐标式”的词作？
史双元：我把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放在整本书的中心，既是出于审美，也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
从审美的角度看，《虞美人·听雨》在意象、情绪和结构上具有极强的芥子纳须弥、“一即一切”的特征——它把宋词中普遍具有的情感的细微表达、时间的流逝感与潜入人心深处的夜雨这几种共感性意象融合为一体，以微观共生经验映射宏大人生，以个体经验反映群体情绪，从而具备“微型《红楼梦》”的可比性。同时，在这首词里出现的人物心路历程、情感色彩与生活细节，能够复现和回响在诸多其他词作中。
方法论上，我采取“以一首词为领唱、以全体词曲为合唱”的解读策略：把这一首词反复呈现，作为审美的参照坐标，用它的意象、语气去串联、对比宋代不同词人的风格、命运与时代交织，从而把三百年的词坛变成一个可以在单一视点内被“听见”的整体。这样的结构既是文本上的实验，也是读者体验上的创新——读者阅读时会不自觉地把每一篇名作放回到“听雨”的频谱里，看到意象的共振与差异。
这是一个全新的结构手法，也希望为年轻的读者和学生提供创新思维的样板。
记者：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哪个词人、哪首词或哪个历史细节的发现，最让您感到意外或震撼，从而也对您有新的启发和认知？
史双元：在写作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不是某一句华丽的辞藻，而是多次发现有些我们以为“只是在写景”“只是在抒情”的词，重新放回历史的现场，放回具象的生活场景里去看，我发现它们其实是记录了不同的故事，这种发现颠覆了传统解读的内容，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下：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书中我尝试用“诗与舞的对比”来读这首词：也就是说，不把它仅仅当作夜中独坐的自言自语，而是设想作者在月下“且歌且舞”的身体经验如何融入语言节律与意象布置，从而产生那种既有哲思又有肉身温度的表达。把这首词理解成一段可能伴随舞动的文本后，很多原先觉得抽象的句子——它们的停顿、重音、意象的堆叠——都可以在身体动势里找到落脚点，这让我重新看见苏轼既是思想家也是一个深谙生活技艺的“表演者”。
又比如，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这首词传统上被看作精工细作的“冶游”之作，但在书里我把它读成一则关于夜间社交与道德张力的现场记录——是“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夜生活写照。换言之，词里精细的场面化描写并非单纯审美的堆砌，而是在描摹一种受礼制约又充满欲望与仪式的社交情境，这种解读把周邦彦从“工词匠人”的形象里拉出，指向他的作品如何在礼俗与情感之间微妙地平衡与操演。
这些发现对我的写作和理解产生了三方面的启发：第一，把词看作“发生的情境”而不仅是“静止文本”，会发现很多语句在身体动作、仪式与表演里得到新的解释；第二，意象的功能远不止比喻——它们可以是社交礼俗、情感规训或精神体验的触发器；第三，方法上要跨学科：把文学文本与表演、礼俗史、宗教体验互相参照，往往能把传统解读推向更有活力的新认识。总之，这些“现场化”的再读既是书写的创意，也是对宋词理解能力的一次扩展。
既有“干货”又有贴近大众的表达
记者：宋词应是一种高雅的文学形式，也深受大众喜爱。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您使用了很多当下流行的语言习惯或者口语化的表达。比如写辛弃疾，“我不做大哥，真的很久了”。这种写法是为了更贴近大众读者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史双元：我在本书中兼用学术阐释与口语化表达，目的有两层：第一是拉近与更广泛读者的距离。宋词本来兼具文人的风雅，也是市井社会生活的记录，我希望读者既能感受到学术的“干货”，也能在语言上得到即时的共鸣——所以，这本书适度采用了当下流行的语汇和表达模式来点亮词的精气神。例如用“我不做大哥，真的很久了”这种句式，是为了把辛弃疾那种带刺的自嘲、对豪情与挫折之间的纠结，用当代读者熟悉的语气呈现出来，从而让古代人物“走过来”“活起来”“动起来”。
第二层考虑是写作方法的拓展：用口语化并不意味着放弃精细的文本证据，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桥接——把严谨的解释通过通俗的比喻和语气传达给普通读者，保留深度而提高可读性。正如书中所示，通俗与深度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
记者：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讲解。比如从词史上来看，柳永开拓“俗文学”的意义，南渡词人作品中的水文意象等等。所以在这本书中，您还是奉献了很多“干货”的，如何做到专业性和可读性很好地平衡？
史双元：平衡的关键在于“双轨并进”、雅俗共存——在每一篇赏析里努力做到同时给出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词文本身的细读（提供基于文本考证的文字、意象、词牌与修辞解读）；二是历史语境与作者生平（把词与词人的命运、时代事件联系起来）；三是通俗导读（类比、口语化的总结句、现代关联点）。
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在三条轨道间切换：学者可以在细读与史料列举中找到“干货”，普通读者则在通俗段落中迅速把握情感与主旨。比如，书中对柳永的“俗文学”价值、对南渡词人创作中“水文意象”的分析等，都保留了必要的学术引证与文本示例，但同时配备简洁的新概念解读，以便不同读者的阅读。
我的写作实践显示：尊重学术规范并不妨碍用亲近读者的表达去传播学术理解。
宋词给当下人提供“精神上的安全舱”
记者：《向天再借一壶酒，随风且作逍遥游》这一篇文末说：“苏轼用八百年前江边涛声告诉我们：真正职业安全舱，是让精神永远保持乘风破浪的姿态。”所以宋词的价值之一，还在于给我们当下人一些精神启示。可否展开说说这一点？
史双元：宋词的价值之一，就是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安全舱”——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是让常人在面对无常与困境时仍能保持一种审美的、开放的、能动的心态。
以苏轼为例，他的许多词写的是遭贬、漂泊、人生不顺，但词中常带旷达与调剂的智慧：面对苦境仍能“以词自娱”，保持对世界的热情与好奇。书中那句关于“真正职业安全舱，是让精神永远保持乘风破浪的姿态”的阐释，正是把苏轼的旷达看作一种可迁移的心理资源——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既承认现实风险又不失浪漫与行动力的心态。
宋词教会我们的不是消极的安慰，而是：在风雨中听见自己的心声，以审美语言重新安排苦难与希望的呈现，从而得以继续前行。
记者：宋代词人中如果只推荐一位，您最喜欢谁？为什么？
史双元：如果只选一位，我会首推苏轼。
原因有三：第一，他的词兼具深情与旷达，不落俗套，既能写细腻的私人情感，也能以宏阔的视角审视人生与自然；第二，他的人生经历（仕途起落、贬谪漂泊）让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观照与历史厚重感，给现代读者的启迪极大；第三，他的文字里有一种“以幽默化解苦难、以热爱拥抱世界”的生存智慧，这种态度在任何时代都极具感染力。
苏轼的词像一面镜子，映出人心的复杂性，也像一盏灯，给行路者以方向。书中对苏轼的几处解读，也都在尝试把这三点贯通起来。
宋词传播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记者：您觉得当下诗词文化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够高吗？我们这个社会以及专业的学者，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史双元：总体而言，诗词在大众中的热度较过去显著回升——朗诵节目、短视频、社群读书会等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但这种热度在深度与专业性上还存在断层：很多传播以碎片化、娱乐化为主，少有把词学的历史脉络、文本细读与文化语境完整呈现出来。
为此，社会与学界可以做的工作包括：
希望在学校与公共文化项目中，把诗词教学从“背诵记忆”提升到“史学+审美+文本实践”的综合模块。
支持有深度的普及作品与节目：鼓励学者与文化工作者合作，把严谨研究用更适合大众的平台（短视频要有系列化、讲座要有分层次入门与进阶），避免浅尝辄止的“热度式”传播。
资助跨学科研究与展示：比如把文学、历史、音乐、民俗结合，呈现更立体的诗词文化场景，让大众看到诗词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生活与社会的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