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蓉华

　　在习惯了热烈奔放式幽默表达的文化群体观念中，中国人往往被视作比较严肃、拘谨且不苟言笑的形象，似乎毫无幽默感可言。然而，当人们通读已故著名学者王学泰的《中国笑话史》后便会知晓，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乏幽默传统，古籍中处处隐匿着幽默的踪迹，中国人也是充满趣味的性情中人，只是将其幽默的一面潜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作为首部以中国笑话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国笑话史》以海量史料为参照，从“笑话”这一解读中国历史与文明形态的视角出发，为读者展示了品味中国式幽默的别样体验。书中，无论是剖析“笑与笑论”，探讨“笑话作为一种文体”，还是解读“引人发笑的几个要素”“幽默感是笑话创作的心理基础”，都展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王学泰认为，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对待人生，用悲悯同情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因此，笑过之后往往是深思与眼泪。

　　在对笑话历史演进的梳理上，王学泰彰显出深厚的史学功底。由西周至魏晋，笑话经历了萌芽、附庸和自觉三个阶段。在萌芽时期，通过对西周到春秋时代社会状态的描绘，挖掘出最早的笑话与笑事，并于《易经》《诗经》《左传》等文献中寻找笑的踪迹。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笑话，到《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含着眼泪的微笑和严肃背后的诙谐，都展现出笑话与当时社会、思想的紧密联系。而进入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笑话迎来了独立的契机。从写人物与品评人物的风气，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嘲谑的风气，都推动了笑话的发展，《笑林》的诞生更是笑话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出现的重要里程碑。

　　先秦诸子政治和社会主张不同，性格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大都有幽默感。王学泰指出，像孔子、孟子、墨子这些积极入世、热爱生活的思想家讲些笑话易于为人理解，令人奇怪的是超然世事的庄子、冷酷无情的韩非子反而讲笑话最多，真是有些匪夷所思。而这也说明，当时的笑话是为说理服务的，与个人性格关系不大。《庄子》之“朝三暮四”“邯郸学步”“井底之蛙”，《韩非子》之“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以及《孟子》之“揠苗助长”、《列子》之“杞人忧天”、《尹文子》之“狐假虎威”……诸子典籍里的笑话，精警短小，寓意深刻，生动呈现出人生哲理和社会现象。

　　如果说《笑林》所录笑话大都源自市井小民，那么《世说新语》的诞生则更多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趣味，更侧重语言的机智与隽永。从“赞颂类笑话”“笑话中的温情”“揭示人性丑陋的笑话”等方面，通过一个个或令人捧腹、或发人深思的笑话，勾勒出当时独特的文化氛围，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阶层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复杂多面的人性特点。譬如《世说新语·排调》中的一节：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郝隆生性狂傲、豁达爽朗的名士形象。

　　笑中窥史，余味无穷。中国式幽默，是溢出来的智慧，是沉淀在历史中的风趣，是镌刻在文化里的诙谐。透过《中国笑话史》这扇独特的窗口，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历史与文明形态的另一种风姿，有民间智慧的蓬勃力量，有社会万象的鲜活缩影。这种见微知著的解读方式，让我们在轻松一笑间，亦能领略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深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