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钱欢青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开先，是当仁不让的济南名士。很多人也许只知道李开先曾创作过《宝剑记》，但其实，除了戏剧创作，他的藏书、刻书成就同样不同凡响。
在新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开先藏书、著述与刻书研究》一书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霍艳芳通过浩繁的文献分析并补充田野调研时获得的一些珍贵文献和口述资料，对李开先的藏书、著述和刻书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使其被文学成就遮蔽的藏书成就和不为人知的刻书成就得以呈现和彰显。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专访霍艳芳，请她讲述《李开先藏书、著述与刻书研究》背后的故事。
在李开先研究成果赠送仪式上与李开先后人合影走上李开先研究之路
记者：您老家是河南，求学在郑州、武汉，为什么会写一部关于济南名士李开先的学术著作？
霍艳芳：我是河南开封杞县人，本科读的是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略论明清私家藏书的发展》。硕士和博士都是在武汉大学读的，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为《明代官修书研究》。因为学术成果较多最终顺利得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offer，并进入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学习。2011年10月，为了申请山东省博士后项目，个人觉得要选择一个跟山东省或济南市有关系的人或事情进行研究，无意中就选中了李开先。选择研究李开先虽然是偶然，也算本科时藏书史兴趣的夙愿得偿。
记者：在大家印象里，李开先是明代的戏剧家和文学家，创作过《宝剑记》等戏剧作品，但对于李开先的藏书、著述与刻书情况就不太了解，您是怎样确定这个学术研究课题的？
霍艳芳：在准备项目申请书的时候匆匆看了几部藏书史著述和十几篇学术论文，阅读之后发现李开先是我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一是李开先乃章丘人，在经济中心南移的明清时期，北方藏书家极为寥寥，李开先在文学上成就比较大，其被遮蔽的藏书成就极其值得研究。二是李开先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卒于隆庆二年（1568年），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又是“嘉靖八才子”之一，我对他主要活动的嘉靖一朝比较熟悉。
查找很多资料之后，我决定以李开先藏书活动入手，探讨在藏书利用基础上的著述与刻书行为，因其著述成就人所共知，研究时就避免对内容的深入挖掘，而是从著述原因、著述灵感来源、著述思想等方面进行探讨。由于关于其刻书活动的史料较少，仅能从刻书背景、刻书成就和刻书特点展开。最后在总论部分揭示出藏书、著述与刻书三项文化活动的互动关系，以及李开先的巨大贡献。
记者：相较于此前研究李开先的著作，您这本书在学术上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在去章丘进行实地探访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收获？
霍艳芳：拙著突出的特点是占有较多文献资料和重视实地调研，在写作过程中搜集研究李开先的专著、李开先友人的诗文集、明清文人笔记小说等大量文献，它们为该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写作思路和主题框架。在初稿完成后，多次到李开先老家——济南市章丘区实地调研，在李开先纪念馆、李家亭李氏家庙、章丘区博物馆等地得到包括文本资料、影像视频等在内的多种有用资料，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使书稿更为丰满。
在去李家亭李氏家庙调研的路上，看到路牌上曾在李开先笔下出现的相公庄、明水镇、白云湖等地名，电光石火间要将其游玩足迹描绘出来的念头出现在脑海中。于是，遍寻文献查找合适的地图底版、考证位置，最终绘制出中麓书院大致位置、章丘游玩轨迹、财产分布等图片。
实地探访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跟李开先共情，在李开先纪念馆看到李开先庄严的雕像，在其墓前凭吊，更加同情他盛年罢归、亲友离世、晚年绝嗣等不幸遭遇，还特意爬上朱家峪古圩子墙的礼门看对面浩渺的胡山，更加能够体会到李开先独坐胡山时那种远离官场、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藉著述、饮酒、家乐等进行排解的无奈。
藏书、著述与刻书
记者：古代私人藏书，蔚为壮观，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李开先的藏书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的藏书事业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李开先画像
霍艳芳（右二）在李开先老家”田野调查“
霍艳芳：中国私人藏书事业在战国时期已初具规模，至宋代大盛，至明清时期趋于极盛。不过与人文渊薮的江浙地区相比，北方藏书家甚为寥落，在嘉靖间始有濮州李廷相、开州晁瑮、涿州高儒、章丘李开先诸家闻名于世。
与其他藏书家相比，李开先的藏书有如下特点：第一，藏书数量众多，朱彝尊说“中麓藏书之富，甲于齐东”，交代他藏书之多在齐东一带乃首屈一指。第二，词曲之书众多，所存有杂剧、戏文、散曲、韵书、曲谱等逐渐形成藏书的一大特色。清代汲古阁主人毛扆跋《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云“其家藏词山曲海，不下千卷”。第三，注重藏书管理和保护。学者皆知其藏书楼名为万卷楼，万卷楼实则专藏经学时务之书，其他书按类别另外分置多个地方收藏，这样做的好处除了方便利用外，就是为了避免一楼失火使得藏品损失殆尽。第四，重视藏书利用和校勘。李开先一生勤奋不懈地收集、整理和爱护书籍，最终目的在于利用。他的藏书除了自己阅读、著述和借给朋友传抄外，还在闲余进行校勘和刻印，并将万卷楼的藏书作为中麓书院的参考资料。也就是说他的藏书不仅实现了“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李开先藏书时为了补配所缺会向朋友借书，借书时会有一些无赖举措，或借书迟还，或直接占为己有。这些无赖之举让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位藏书大家并不是只会之乎者也的书呆子，他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潇洒不羁。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吝啬之人，朋友聚会唱和、文人慕名来访，他皆热情相待，时常馈赠图书。他能够将藏书不吝赠予和外借，这是相当伟大的。那么，他霸占朋友藏书的近乎无赖之举，恰恰凸显他以非常手段获得善本的迫切心情。
记者：李开先最重要的著述是什么？有哪些是后世忽略却特别值得大家重新认识的？
霍艳芳：学者们对李开先著述《宝剑记》《中麓画品》等着墨较多，而对其诗文集《闲居集》和杂著《中麓山人拙对续对》重视不够，拙著《李开先藏书、著述与刻书研究》阐释李开先的藏书数量、藏书处所、传世意识、著述特色、刻书特点等问题时，最常用的做法就是引用《闲居集》和《中麓山人拙对续对》中的原句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李开先作为当事人，他自己的叙述作为第一手资料，比他人的论述更有说服力。
记者：在技术进步和时代巨变中，人们对古人的刻书事业并不太了解，书中您写到，李开先刻书支出巨大，您认为李开先为什么如此重视刻书？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霍艳芳：李开先重视刻书，首先受当时明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影响。当时世人的传世意识比较强烈，希冀借典籍名垂不朽，请人为亲友写墓志铭文和结集刻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其次，跟李开先自己强烈的传世意识有关。最后，跟个人爱好和责任感有关。李开先对于自己感兴趣而社会上又没有佳本的书会在整理、校勘后刻印，比如刻印张可久、乔梦符等人作品和《改定元贤传奇》即出于强烈的为天下保存文献的自觉意识。
李开先刻书属于典型的私家刻书，私家刻书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为古书续命，以嘉惠后学。刻书使得文献化身千百，增加了它们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损毁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影印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所收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正是当年他的旧藏和旧刻。该书保存了元人所刊杂剧的本来面目，十四种为仅见于此书的孤本，赖此本得以存传于世，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精神不灭，风范永存
记者：您觉得从李开先的人生经历而言，他身上的哪些精神特别值得现代人学习和继承？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宣传这位济南名士？
霍艳芳：李开先的人生经历和行为体现出修身齐家、地方教化、忠君忧国等内容，他为官刚正不畏权势、公私有度不以权谋私，担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时谢绝一切人事请托，正是因为亢直得罪权贵，最终被其以“九庙灾”需要反省的契机而罢归。他对时政一直比较关心，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助推社会教化和关注社会公益，具体体现在：在章丘县城创办中麓书院教授生徒；嘉靖四十三年（1564）作为文弱书生给山东巡抚修书一封献上平定祸乱的良策，平息一场乱贼伤民的祸乱；罢归后，长期主持家族祭祀事务，明确指出子民要报效国家且恪守忠孝；写作大量关心国事和牵念时局的诗文，描述南倭北虏侵犯为民众带来的颠沛流离和自然灾难中百姓的痛苦挣扎，间或发表一些军事见解和对天下形势的看法，彰显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虽然有对皇上愚忠的思想和身为地主阶级的特权意识，但是这种在自觉遵守和维护伦理纲常、社会秩序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意识值得后人学习。
历史的钟表很快走到21世纪，李开先的形象不仅没有模糊，反而成为族人尊称的“开先祖”或“大人老爷”。今天虽然通过营建李开先纪念馆、保存他的遗物、组织祭祀活动缅怀他，但是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第一，需要更新和添置馆舍设备，为藏品营造一个具备防火、防盗、防高温、防潮、防虫、防尘等功能的库房环境。第二，增设宣传板和留言簿，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bilibili等新媒体进行宣传，吸引游客关注。第三，创办一个专门网页，提供其作品电子版、作品真迹图片或拓片，为学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记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李开先还有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霍艳芳：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作为跟丈夫两地分居的两娃妈妈如何解决有限的科研时间与严谨治学、快速产出的矛盾。自从2011年关注李开先到2023年拙著出版，每天除了备课、上课、做家务、辅导孩子功课，其余心血全部倾注在李开先研究上，这种勤勉和坚持得到李氏后人的大力支持，拙著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如此种种使我深受鼓舞。拙著出版后，我又围绕李开先家风传承、社会交游、财产情况、家乐班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有的已经写成万余字的论文。